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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怀疑,艺术有用政治也有用。我不怀疑,男人是美的女人也是美的,男人加女人可以生孩子,但双性人是一种病,不美也不能生育。我不怀疑,阴阳相悖相成世界才美妙地运动,阴阳失调即是病症,阴阳不分则是死相。我不怀疑,宗教精神、哲学、科学、政治、经济……应当各司其职,通力合作,但不能互相代替。我很怀疑“内圣外王”之道可以同时是哲学又是宗教精神。我很怀疑这样的哲学能不被政治左右,最终仍不失为非伦理非实用的学术。我很怀疑在这样的哲学引导下,一切知识和学术还能不臣服于政治而保住自己的独立地位。我很怀疑这样的哲学不是“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根源。我怀疑可以用激情和奇想治政,我怀疑单有严谨的政治而没了激情和奇想怎么能行。某电视剧里有句台词:“实在没办法了,我就去当作家。”剧作者可能有一点调侃作家的意思。但这句话之所以让我不忘,不因其调侃,因其正确。太阳国际智性与悟性的区别,恰似哲学与宗教精神的区别。哲学的末路通向宗教精神。哲学依靠着智力,运用着与科学相似的方法。像科学立志要为人间建造物质的天堂一样,哲学梦寐以求的是要把人的终极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以期根除灵魂的迷茫。但上帝设下的谜语,看来只是为了让人去猜,并不想让人猜破,猜破了大家都要收场,宇宙岂不寂寞凄凉?因而他给我们的智力与他给我们的谜语太不成比例,之间有着绝对的距离。这样,哲学越走固然猜到的东西越多,但每一个谜底都是十个谜面,又何以能够猜尽?期待着豁然开朗,哲学却步入云遮雾障,不免就有人悲观绝望,声称人大概是上帝的疏忽或者恶念的产物(这有点像九条绝路之上智性的大骂和懊丧)。在这三军无帅临危止步之际,宗教精神继之行道,化战旗为经幡,变长矛做仪仗,续智性以悟性,弃悲声而狂放(设若说哲学是在宗教之后发达起来的,不妨记起一位哲人说过的话:“粗知哲学而离弃的那个上帝,与精研哲学而皈依的那个上帝,不是同一个上帝。”所以在这儿不说宗教,而是以宗教精神四个字与之区别,与那种步入歧途靠贩卖教条为生的宗教相区别)。如果宗教是人们在“不知”时对不相干事物的盲目崇拜,但其发自生命本原的固执的向往却锻造了宗教精神,宗教精神便是人们在“知不知”时依然葆有的坚定信念,是人类大军落入重围时宁愿赴死而求也不甘惧退而失的壮烈理想。这信念这理想不由智性推导出,更不由君王设计成,甚至连其具体内容都不重要(譬如爱情,究竟为了什么呢?),毋宁说那是自然之神的佳作,是生命固有的趋向,是知生之困境而对生之价值最深刻的领悟。这样,它的坚忍不拔就不必靠晴空和坦途来维持,它在浩渺的海上,在雾罩的山中,在知识和学问捉襟见肘的领域和时刻,也依然不厌弃这个存在(并不是说逆来顺受),依然不失对自然之神的敬畏,对生命之灵的赞美,对创造的骄傲,对游戏的如醉如痴(假如这时他们聊聊天的话,记住吧,那很可能是最好的文学)。

太阳国际一切形式,都是来自人与外部世界相处的形式。你以什么样的形式与世界相处,你便会获得或创造出什么样的艺术形式。你以装在世界里的形式与世界相处,它是它我是我,它不过容纳着我,你大概就仅相信“形式即容器”,你就一味地讲那些听来的见来的客观故事,而丝毫不觉察你的主观与这故事的连接有什么意味。当你感到人与世界是融为一体的,天人合一,存在乃是主客体的共同参与时,你就看到“形式即内容”了,孤立的事物是没有的,内容出于相关的结构,出于主客体的不可分割,把希特勒放在另一种结构里看,他也许不单是一名刽子手,而更是一只迷途的羔羊。你讲不清这结构都包含什么内容和多少内容,但你创造出与此同构的形式来,就全有了,全有了并不是清晰,只是意味深长随你去感动和发抖吧,浮想联翩。人当然不可能无视社会、政治、阶级,严肃文学便是侧重于这一层面。譬如贫困与奢华与腐败,专制与民主与进步,法律与虚伪与良知等等,这些确实与社会制度等等紧密联系着。文学在这儿为伸张正义而呐喊,促进着社会的进步,这当然是非常必要的,它的必要性非常明显。见了这种困境,因而灰溜溜地再也不能振作,除了抱怨与哀叹再无其他作为——这种悲观是傻瓜悲观主义。信奉这种悲观主义的人,真是惨极了,他简直就没一天好日子过。也已经说过了,人可以把困境变为获得欢乐的机会。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这话似乎有毛病:四十已经不惑,怎么五十又知天命?既然五十方知天命,四十又谈何不惑呢?尚有不知(何况是天命),就可以自命不惑吗?我想现实主义肯定是指一种具体的写作方法(或方式),绝非是说“源于现实反映现实”就是现实主义,否则一切作品岂不都是现实主义作品了?因为任何一部作品都必曲曲折折地牵涉着生活现实,任何一位作家都是从现实生活中获取创作的灵感和激情的。只要细细品味就会明白,不管是卡夫卡还是博尔赫斯,也不管是科幻小说还是历史小说,都不可能不是“源于现实反映现实”①的。甚至说到历史,都是只有现实史,因为往事不可能原原本本地复制,人们只可能根据现实的需要和现有的认识高度来理解和评价历史。所以现实主义显然是单指一种具体的写作方法了。缺乏宗教精神的民族,就如同缺乏爱情或不再渴望爱情的夫妻,不散伙已属奇观,没法再要求他们同舟共济和心醉神迷。以科学和哲学为标准给宗教精神发放通行证,就如同以智力和思辨去谈恋爱,必压抑了生命的激情,把爱的魅力耗尽。用政治和经济政策代替宗教精神,就如同视门第和财产为婚配条件,不惜儿女去做生育机器而成了精神的阉人。太阳国际惑即距离:空间的拓开,时间的迁延,肉身的奔走,心魂的寻觅,写作因此绵绵无绝期。人是一种很傻的动物:知其不可知而知欲不泯。人是很聪明的一种动物:在不绝的知途中享用生年。人是一种认真又倔犟的动物:朝闻道,夕死可也。人是豁达且狡猾的一种动物:游戏人生。人还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物:不仅相互折磨,还折磨他们的地球母亲。因而人合该又是一种服重刑或服长役的动物:苦难永远在四周看管着他们。等等等等于是最后:人是天地间难得的一种会梦想的动物。

说到传统,也许不该把它理解为源,而应理解为流。譬如老子的原话究竟是什么意思,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它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以什么意义在起作用。将其理解为流还有一个好处,即是说它还要发展还要奔流,还要在一个有机的结构中起到作用,而不是把旧有的玩意儿搬出来硬性拼凑在现实中。这好像没什么,这不过是两条路没什么可争执的了。你能说谁比谁更有生命力呢?你一定要拿“形式即容器”的形式来和“形式即内容”的形式做比较,是不公正的,是叫风马牛拜天地。应该以前者的内容和后者的形式来比较,就清楚了,它们都需要不断地更新创造,它们也都有伟大的作品流传千古。我想现实主义肯定是指一种具体的写作方法(或方式),绝非是说“源于现实反映现实”就是现实主义,否则一切作品岂不都是现实主义作品了?因为任何一部作品都必曲曲折折地牵涉着生活现实,任何一位作家都是从现实生活中获取创作的灵感和激情的。只要细细品味就会明白,不管是卡夫卡还是博尔赫斯,也不管是科幻小说还是历史小说,都不可能不是“源于现实反映现实”①的。甚至说到历史,都是只有现实史,因为往事不可能原原本本地复制,人们只可能根据现实的需要和现有的认识高度来理解和评价历史。所以现实主义显然是单指一种具体的写作方法了。聊天完全可以是彻底的废话,但小说则必须提供看这世界这生命的新的角度(也许通俗小说可以除外)。通过人物也好,通过事件、情绪、氛围、形式、哲理、暗示都好,但不能提供新角度的便很难说是创作,因而至少不能算好小说。

精神问题或人的终极问题,势必比肉体问题或日常生活问题显得玄奥。对前者的探讨,常不是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甚至明显地脱离实际,这很正常,绝不说明这样的探讨者应该下放劳改,或改弦更张迁就某些流行观念。这里没有贬低元帅的意思,元帅就是元帅否则就不是元帅。而我们见过,元帅在大战之后的陈尸万千的战场上走过,表情如天幕一般沉寂,步态像伴着星辰的运行,没有胜利者的骄狂,有的是思想者的迷惘,他再不能为自己的雄风叱咤所陶醉,他像一个樵夫看见了森林之神,这时的元帅已进入诗人境界,这时他本身已成诗章。而诗人进入元帅的境界,我总觉得是件可怕的事,是件太可怕太荒唐的事。缺乏宗教精神的民族,就如同缺乏爱情或不再渴望爱情的夫妻,不散伙已属奇观,没法再要求他们同舟共济和心醉神迷。以科学和哲学为标准给宗教精神发放通行证,就如同以智力和思辨去谈恋爱,必压抑了生命的激情,把爱的魅力耗尽。用政治和经济政策代替宗教精神,就如同视门第和财产为婚配条件,不惜儿女去做生育机器而成了精神的阉人。惑即距离:空间的拓开,时间的迁延,肉身的奔走,心魂的寻觅,写作因此绵绵无绝期。人是一种很傻的动物:知其不可知而知欲不泯。人是很聪明的一种动物:在不绝的知途中享用生年。人是一种认真又倔犟的动物:朝闻道,夕死可也。人是豁达且狡猾的一种动物:游戏人生。人还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物:不仅相互折磨,还折磨他们的地球母亲。因而人合该又是一种服重刑或服长役的动物:苦难永远在四周看管着他们。等等等等于是最后:人是天地间难得的一种会梦想的动物。

假如人不至于长大,童心就是最美的一直是最美的。可惜人终归要长大,从原始的淳朴走来必途经各类文明,仅具童心的稚拙就觉不够。常见淳朴的乡间一旦接触了外界的文明,便焦躁不安民风顿转;常见敦厚的农民一旦为商人的伎俩所熏染,立刻变得狡狯油滑。童心虽美却娇嫩得不可靠。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有一种怕孩子长大失了质朴干脆就不让孩子长大的倾向,这是极糟糕的事。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的话:“企图以减欲来逃避痛苦者,是退一步去找和谐,但欲望若不能消灭干净便终不能逃脱痛苦,只好就一步步退下去直至虽生犹死,结果找到的不是和谐而是毁灭。中国上千年来的步步落后肯定与此有关,譬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譬如闭关自守,譬如倘爱情伴着痛苦便不如不要爱情而专门去制造孩子,倘世上有强奸犯便恨天下人何以不都是太监。世界上的另一种文化则主张进一步去找和谐,进一步而又进一步,于是遥遥地走在我们前头,而且每进一步便找到一步的和谐,永远进一步便永在和谐中。”我想这就是东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点之一。还是让孩子长大吧,让他们怀着亘古的梦想走进异化的荒原中去吧,在劫难逃。真正的悟性的获得,得在他们靠了雄心勃勃的翅膀将他们捧上智力的天空翱翔之后重返人间之时。他们历经劫难不再沾沾自喜于气壮山河,知困苦之无边,知欢乐乃为无休止的超越,知目的即是过程,知幸福唯在自我的升华与完善,知物质无非为了精神的实现所设置,知不知者仍是无穷大唯心路可与之匹敌,那时他们就已长大,重归大地下凡人间了。他们虽已长大却童心不泯绝无沮丧,看似仍一如既往覆地翻天地追求追求追求,但神情已是泰然自若,步履已是信马由缰,到底猜透了斯芬克斯的谜语。他们在宇宙的大交响乐中隐形不见,只顾贪婪地吹响着他们的小号或拉着大提琴,高昂也是美哀伤也是美,在自然之神的指挥下他们挥汗如雨,如醉如痴直至葬身其中。这不再只是童心之美,这是成熟的人的智慧。但还有什么用呢?那么阿波罗上了月球又有什么用呢?宇宙早晚要毁灭,一切又都有什么用呢?一切创造说到底是生命的自我愉悦。与其说人是在发现着无限的外在,毋宁说人是借外在形式证明自己无限的发现力。无限的外在形式,不过是人无限的内在发现力的印证罢了,这是人唯一可能得到的酬劳。(原始艺术中那些变形的抽象的图案和线条,只是向往创造之心的轨迹,别的什么都不是。)所以,与其说种种发现是为了维持生命,毋宁说维持生命是为了去做这种种发现,以便生命能有不尽的欢乐,灵魂能有普度之舟。最难堪的念头就是“好死不如歹活”,因为死亡坚定地恭候着每一位寿星。认为“好死不如歹活”的民族,一般很难理解另外的人类热爱冒险是为了什么。太阳国际已经说过人的根本困境了。未见这种困境,无视这种困境,不敢面对这种困境——以此来维系的乐观,是傻瓜乐观主义,信奉这种乐观主义的人,终有一天会发现上当受骗,再难傻笑,变成绝望,苦不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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